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郭为桂
摘要(Abstract):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已走过了革命建国、运动治国与执政兴国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以"群众"作为自己行使历史使命的参考群体,群众路线因此对中国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凭借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大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使命。在毛泽东治理中国时代,运动治国的方略虽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客观上仍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完成了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化的轨道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囿于群众路线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路径的一些窒碍,中国国家建构下一步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
关键词(KeyWords): 群众路线;国家建构;中国共产党;科层官僚制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郭为桂
DOI: 10.13658/j.cnki.sar.2011.04.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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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徐勇曾著文对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及逻辑进行了文本解读。他指出,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参见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 [6]徐中均:《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9页,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版。
- [7]参见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五章、第六章,张广勇、张宏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相对于韦伯的客观冷静和巴勒克拉夫的平和公允心态,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对这两种趋势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其《大众的反叛》一书的第一部分中,加塞特以十九世纪议会制的自由民主为理想参照,对新时代的大众人、大众民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在其第二部分,加塞特一方面愤慨于诸多大众民族反抗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那少数几个民族”(第134页),另一方面感慨于欧洲文明的衰弱,并期待欧洲文明的复兴以重掌世界的领导权。参见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58-159,第174页。巴勒克拉夫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等同于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三位人物,他们所带来的后果分别表现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4年对国民党的改革和改组。”第177页。
-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 [10]参见Ping-Chia Kuo,China,New Age and New Outlook,revised ed.,Penguin Books,1960,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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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48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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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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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共产党依赖农民获取兵源自不必待言,财源也主要依靠农村汲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予无穷无尽的供给。”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 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转引自胡鞍钢的归纳。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 根据胡鞍钢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的附录中所提供的资料,在这期间仅全局性的群众运动就多达60余起,至于地区性部门性的群众运动更是不计其数。2007年第3期。
- 田力为:《从“根据地经验”看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 郭为桂:《建国之后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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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9、55页。
- 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 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载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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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中把党群关系提高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 [37]1950年代建立的户籍制度以及其他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城市里的单位制等等,使得中国人民的活动空间大大萎缩,跨区域的社会横向联系大为减少,客观上把人民群众区隔在狭小的空间里。
- [41]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 Maurice Meisner,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ese Socialism,in Asian Survey,Vol.17,No.11(Nov.,1977).
-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 2011年3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2010年达到9.5,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见国家统计信息网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0324_402713791.htm。在法治建设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丰富人类法律理论和实践》,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10/c_121171155.htm.
-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中提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 当然,这不是说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件事情,也不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完全忽略了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任务,以此类推。这种粗略的中国现代化路线图,只是表明各个阶段的工作重心各有侧重而已。
- 胡锦涛:《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2010年9月29),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30日。
- 孙立平关于中国社会断裂这一主题的著作主要包括:《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2004年版;《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孙立平:《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载爱思想网站孙立平专栏: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25083.
- 赵树凯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政府运作体制呈现“碎片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价值的碎片化、体制的碎片化和政府职能的碎片化。参见赵树凯:《论基层政府运行体制“碎片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赵树凯专栏: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712.
- 历史三峡理论是台湾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此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里,但在其后出版的《袁氏当国》一书中有更具体的探讨。唐先生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是个“三峡”。在唐先生看来,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第一次大转型,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汉武帝和昭帝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此一转型时间至少为二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此说与上述中国共产党所规划的中国现代进程暗合。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就提出警示,共产党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决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江泽民在2000年所作的《关于改进党的作风》(2000年10月11日)的讲话中也警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2005年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反复证明的真理。”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1月11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594页。
-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且对以人为本的内涵作了权威界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总的说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群众路线已经发展成为亲民路线和惠民路线,强调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发展中只见物不见人、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状况,强调要用看得见摸得着好处取信于民;以往笼统的群众和抽象的人民,现在被具化为活生生的“人”和“民”。
-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 景跃进认为,群众路线的认识论中内蕴两个论证,一个论证是“规律-真理”假定,另一个论证是“真正利益不同于感觉到的利益”假定。参见其《“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 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8页。
- 关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不同组合及其对国家制度稳定性的影响,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